我推开门的瞬间，一股红烧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手中的水果袋险些滑落。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位老人，他端着茶杯，眯着眼睛注视着我。茶香缭绕中，我认识了他的脸，那是六年前我转正时签字的上级。他放下茶杯，神色淡定地说：“来了？锅里正炖着呢，围裙在那挂着。肉腌好了，咱们再慢慢聊。”傅怡然在门边站着，双手抱胸，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，而我却愣在玄关，仿佛双脚已经根植于地。

在我履新副处长的那天，我在办公室坐了一上午，手中的任命通知书纸张泛着红头文件的光泽，字迹清晰。我仔细阅读了几遍，依然感到有些不真实。这个副处长的位置，想想六年前我连做梦都不敢，彼时我不过是个临时工，除了在食堂后厨洗碗、上菜，冻的手指根本没法干活。月薪八百六，交了房租后所剩无几。每个月回家，母亲问我饮食情况，我总是说“挺好，天天有肉。”而挂掉电话后面对食堂那一锅炖菜，反而一点食欲都没有。这些年我从未与他人提起过这些往事。

唐鹏走进办公室，端着茶杯笑着问：“郑处长，晚上请客吗？”他与我同批进入机关，关系熟络，我让他先坐下，说晚上再谈。他离开后，我独自坐在办公室，窗外的阳光刺眼，洒在桌面上。这间小宅子、这张桌椅，还有窗外那排梧桐树，都像雕刻在我心中。想起六年前我就是在楼下等待转正面试时紧张得出汗，才靠看那排树来缓解心情。这时手机响起，母亲的语音让我停下思绪。她的声音轻快：“明辉，听说你当上处长了，太好了，你爸高兴得多吃一碗饭。”我心里默算，确实没主动报喜。不是故意隐瞒，更像无从开口。从小家境就不好，父母供我上完中专实属不易，这些年在城里混迹换工作，也没人了解我的艰辛。我在机关的临时工生涯根本没敢和家里详说，只说在单位上班。

我按下语音键：“妈，就是个小干部，正常提拔，没有特别的。”发完后我又陷入了沉思。手机又响起，这次是吴秋月。她是食堂的老师傅，年长我二十岁，当年我在食堂工作时她常常照顾我，教我做红烧肉和包饺子。后来我转正，她也替我高兴，总是告诉别人“我们的小郑出息了”。电话接通后，她直言不讳：“明辉，我这里有个姑娘，三十岁，条件不错，是老师，长得也好看，你想见见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“吴姨，我……”想说没准备好，话音未落就被她打断：“你都三十五岁了，还等什么？再等几年，好姑娘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她继续说道：“她姓傅，叫傅怡然，是个直性子。前两年她谈了个对象，被男方欺骗得很惨，所以她最忌讳别人说谎。你去见面就别藏着掖着，听明白了吗？”我心里一紧，明白她说的“直性子”是个挑战。毕竟我在食堂干了六年，这段经历我心里清楚。而这些年每次相亲，姑娘们一听我之前是干厨子的，多数都不愿意再见。并不是看不起，而是觉得不搭。再加上我人缘木讷，常常见面后毫无进展。后来我变得聪明，问起过去的工作我说在单位做后勤，虽然实话实说，但我自己知道这一说就像是丢了几分颜面。

坐在办公室里，我又看了看任命通知书，反复思索，给吴秋月回了信息：“吴姨，那就见一面吧，麻烦您安排。”发完后又加了一句：“麻烦您多跟她说说我的情况。”她回应我“放心”，后面还加上了笑脸。我看着那简单的三个字，心中百感交集。尽管升了职，但我却难以兴奋，坐在新椅子上，内心似有一丝不安，仿佛轻飘飘地无处着力。那天的下午我依然呆在办公室，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的梧桐树，听着风吹树叶的声音，如同在回忆往昔。

相亲约在周六下午，地点选在城区东头的一家茶楼。我提前二十分钟到达，找到靠窗的位置坐下。茶楼客人稀少，温暖的气候让玻璃窗上起了一层雾气。我握着茶杯，手心微微出汗。傅怡然进来的时候，我首先注意到她穿着一件灰蓝色外套，马尾扎得整齐，整个人显得十分干练。她走近，点头致意，坐下后直言：“郑明辉吧？我是傅怡然。”她比较直率，声音不算大，但清晰可闻。我们互致问候后却陷入沉默，气氛略显尴尬。她率先发问：“吴姨跟我说你在单位干后勤？”我点头回应：“是的，后勤。”她继续追问：“干了多久？”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，仍然心中紧绷，我只好回答：“六年，在食堂工作了六年。”她有些诧异：“食堂？”我紧握着茶杯，感到一阵烫意袭来。